应该是在1995年，那是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50周年之际，我在我所服役的部队见到一位老者，是空政作家、电影《吉鸿昌》的编剧陈立德，我对军旅作家相对熟悉，但却并不识得此公之名，彼时他已年届花甲，笑容可掬，不善言辞。我仅20岁，举止青涩，双方无多谈资，与他仅打一照面，颔首略作招呼。
《吉鸿昌》这部电影是1979年向国庆30周年献礼的影片，放映之后，吉鸿昌这个人物几乎家喻户晓，该片也获得大众电影百花奖最佳编剧奖，可见人心所向。那是我童年时代的英雄剧，我之所以了解吉鸿昌这位抗战英雄，全因这部电影。
我之前并不了解，这部电影的剧本早在1957年就创作完成了，它最初名叫《塞上忠魂》。1961年9月，剧本在长春电影制片厂的《电影文学》杂志刊登，电影厂随即组建团队，陈立德也赶赴长春修改剧本。但是随后受到一些阻挠，理由是旧军人不应该宣扬，其实旧军人的弃暗投明，恰恰更值得宣扬。直到过了十几年之后，这部电影才在1977年重新上马，陈立德再赴长春重新修改剧本，电影文学剧本也先于电影在1978年由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。我读过这部剧本，故事紧凑且主题鲜明，它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之后，紧紧围绕吉鸿昌思想发生转变、转而拥护共产党投身抗日这一主题。
后来细想，1957年还在原广州军区空军通信团服役的陈立德年仅22岁，他如何知晓吉鸿昌的大名呢？1953年，毛泽东主席亲自为吉鸿昌烈士签发纪念证，那一年，吉鸿昌的女儿吉瑞芝被选为天津市青年代表，参加了全国青年代表大会。吉鸿昌的影响力在持续扩大。陈立德在这部作品之前，并无与吉鸿昌相关的文学和传记作品出现，而胡红霞所写的小册子《吉鸿昌就义前后》，是1971年出版的。那么陈立德又是如何得知吉鸿昌这个人物的具体事迹史料，并倾注感情，把这部电影剧本写得有声有色的呢？
这说明在新中国成立不久，吉鸿昌这个人物已经广为人知，而此后的电影更是起到推动的作用。达奇饰演的吉鸿昌，身材魁梧，英姿勃勃，与吉鸿昌本人神似，这个形象影响深远的，对于我那一代人以及后来的很多人来说，是根植于心的，是最好的爱国主义教育。
电影上映时我正值垂髫，并不知道吉鸿昌和天津的深切关联。及长读书识字，渐知其在天津花园路的故居，知他被捕的国民饭店，以及后来在中心公园内竖起的横刀跃马的铜像等地标，了解由浅入深。我又读到他的就义诗：“恨不抗日死，留作今日羞。国破尚如此，我何惜此头！”情绪洒脱慨然，堪称佳作，直比谭嗣同的诗句“我自横刀向天笑”，而悲愤之情更深。与世界诀别之时，以树枝当笔，在雪地写下遗诗，该是多么从容镇定。而他给妻子胡红霞的绝笔，开篇即语：“夫今死矣，是为时代而牺牲。”站位之高，极为通透，仿佛洞悉了历史般的直观。
我从部队回津之后，供职于档案部门，研究天津地方历史。我曾参与大型党史纪录片《曙光》的撰稿，并在表现吉鸿昌的《战旗》一集中作为主讲人出镜讲述，当我面对镜头，站在“红楼”上向前遥望，时光恍然。那时“红楼”作为吉鸿昌的纪念馆正在腾迁修缮，尚未开放，楼上楼下一片空白，正好留出一段空间，给历史足够的沉思。因感受颇深，我在演播室的讲述投入了极真挚的感情，因而受到了吉鸿昌外孙女郑吉安的高度赞扬。
为统筹拍摄这部纪录片，我收集了大量资料，亦包括也是于1979年，在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，由天津老作家周骥良撰写的长篇小说《吉鸿昌》。我曾有幸与周先生对谈，当时采访他是为天津解放事，周先生已年过百岁，因他年事已高，故未能提及《吉鸿昌》的写作，也未及带上我手中的书请他签名。我有幸见过两位《吉鸿昌》的作者，都未能深谈，诚为憾事。作家眼中的吉鸿昌，普通人眼中的吉鸿昌，抑或党史研究者眼中的吉鸿昌，也许并不一样，然而他奋起救国而加入中国共产党，毁家纾难而建立同盟军并收复失地，运筹帷幄出版《民族战旗》，为抗日联络奔走而献出生命，如此等等，这些丰功伟绩，足以彪炳青史。
吉鸿昌所写“恨不抗日死”，是未能马革裹尸、醉卧沙场之意，但他终究是为抗日而死，他死于刑场之上对面射来的子弹，何其壮怀激烈！英雄死得其所，故而不会无声无息，而有敬仰其志者，甘愿为他竖像立传，流芳于后世，是谓精神不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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